xinbo888体育app官方版下载中新社太原10月24日電題：晉商對現代經濟發展有何啟示？　　——專訪山西萬里茶道文旅發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范浩里　　中新社記者胡健　　作為中國歷史“三大商幫”的晉商，曾在中國明清時期以商貿金融為中心進入中國產業、貿易和金融領域主流地位，開創“萬里茶道”“百年票號”的五百年商業輝煌。　　晉商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在曾經的世界經濟版圖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晉商孕育出的精神內涵對現代經濟發展有何啟示？近日，中新社“東西問”欄目獨家專訪山西萬里茶道文旅發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范浩里，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晉商崛起的歷史是什么，有何發展脈絡？當時的晉商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范浩里：山西是中華商業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從秦漢到唐宋，由于礦產資源豐富、手工業加工制造業初具規模，為商業流通和發展提供著物質基礎。進入明初，晉商借助明王朝建立九邊、解禁鹽務、邊地屯田、邊市貿易的特殊市場需求，開辟了國內長途販運的商業模式，并迅速獲得河東鹽引，進而進入兩淮和長蘆鹽市場，獨享鹽利長達百余年。　　直至弘治五年(1492年)，明朝朝廷將開中“納糧”改為開中“納銀”，直接挑戰晉商“極臨邊鎮”的地理優勢。山西商人以“朋合制”“東伙制”等經營模式集群而行，從開中地區的邊鎮市場逐步走向全國，完成了“邊商”向“內商”的機制轉換。晉商通過鹽運鹽務、糧油布帛、茶葉陶瓷、白酒生煙、藥材顏料以及冶鐵制品等物產的跨境營銷，將商業貿易、物流運輸、錢業典當等多種經營的觸角，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東南沿海、西北和西南疆域延伸，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早期萌芽與發展的先行者。　　入清以后，隨著戰亂平息，中國出現了版圖一統、政治相對穩定的局面，為開發邊疆地區經濟貿易創造了較好的營商環境。　　在200年茶路的開拓中，山西茶商以集群式發展和集團化經營，開創了南“吞”北“吐”的產業格局和內貿、外貿相依相濟的競爭優勢。在促進中蒙俄茶路城市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上演清代山西茶商入城表演，再現茶葉之路盛況。劉文華攝　　中新社記者：晉商的發展過程經歷了哪些重要的歷史階段？在此過程中，晉商取得哪些輝煌成就？　　范浩里：在晉商的發展中，歷經鹽路300年、茶路200年和票路100年的三個重要歷史階段，以“集群而行、集團而營和集成而治”的商業模式，逐步從國內商業經營走向國際貿易市場。明清政府“重農抑商”政策的逐步改變，加快了山西地域性民間商幫集群與資本集團的迅速崛起。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沿海沿江重要商埠的對外通商，推動了國內商業貿易的結構調整。晉商原有的錢業典當、賬局銀號及押鏢護鏢等傳統服務，也受到近代交通工具和電訊技術進步等新興市場的挑戰。　　于是，一大批財雄巨賈開始從商業資本中剝離金融資本，開創了商品交易活動中專營銀兩存貸與異地匯兌的專業金融機構——票號。在清代，晉商50多家金融資本集團在國內外127個城鎮、碼頭開設560多家票號分莊，并通過分布在各省的千余座商人會館，開展了民間資本的大跨度運作，形成了與萬千商業過載店、批發商相依相濟的商網覆蓋。游客在山西平遙古城內的“日升昌記”票號參觀。日昇昌票號是中國第一家專營存款、放款、匯兌業務的私人金融機構，以“匯通天下”著稱于世。韋亮攝　　中新社記者：太、祁、平三大票幫打造的金融集聚區為什么被譽為“中國的華爾街”？　　范浩里：太谷、祁縣、平遙是明清時期北方票號的發祥地，因此成為以票號為核心的金融總部集聚區，集聚與擴散晉商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營造了近代中國的民間商業帝國和資本化生存環境，從而造就了晉商在中國近現代金融匯兌業開疆拓土的奠基者地位。通過對外開放金融樞紐，進一步擴大國際經貿往來，甚至把票號、商號拓展到日本、朝鮮、俄蒙地區及印度。　　1927年，山西省教育部門頒印的《高小商業課本》第一冊設置的第三課《太谷》就描述了這樣的繁榮：“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個商區。在商業界的勢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內商號櫛比，又多為批發莊，它的支莊遍布全國。”美國人羅比·尤恩森的《宋氏三姐妹》一書對此也有所記載：“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里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山西太谷老城街巷。劉勇攝　　中新社記者：晉商通過何種商業模式與治理方式在世界經濟中站穩腳跟？對現代經濟發展有何啟示？　　范浩里：晉商數百年的興衰成敗，為中華民族書寫了一部獨特的營商文化史。他們在道德信仰、產權制度、經營謀略、管理智慧、組織體制、人本激勵和市場信用中，打造出晉商獨樹一幟的發展模式與人文精神譜系。　　一是“商儒并重”的文化底蘊。晉商在數百年的商業實踐中，以商與儒的和衷共濟，打破了中國封建社會重儒輕商的傳統習慣，把商文化的生產、流通、消費形態及社會價值創造過程，與儒文化的道德人格訴求完美結合，營造了商儒并重的社會氛圍和士魂商才的價值取向，精準地詮釋了“商”與“儒”的內在規律與辯證關系。　　二是“義利諧調”的經營思想。一個龐大的地域性商幫集群，能在歷史演進中矢志不渝地從事貿易金融活動數百年，其核心就在于“義”和“利”的和衷共濟，把“以義制利、以利弘義”的邏輯力量，運用于行商濟天下的商業實踐，開創了晉商修身立業的道德范式。山西平遙古城外，身著古裝的演員飾演清末商人。韋亮攝　　三是“勞資共創”的發展機制。晉商開創的以“身股”與“銀股”為核心的“頂生意”制度，是一種“勞合”與“資合”共創共享的資本組織形式和利益共同體模式。這種產權制度安排，成功地打造了晉商“勞資共創”的文化特質和發展機制。　　四是“家國兼濟”的責任擔當。晉商發軔與發展正處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作為民族資本的基層力量，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最大區別就是重仁義、行大道、舍利積德、行商濟世。諸如晚清時期山西的“抗英保礦”運動，就是由晉商渠本翹、劉篤敬、崔廷獻、常旭春等一大批商界精英組織發動，紳、商、學、民全面參與的反帝保礦斗爭。他們以大商視野與家國情懷奔走呼號十余年，不僅籌資數百萬兩白銀奪回礦權，而且投資創辦了清末山西首批采礦企業、冶鐵企業和火力發電企業。　　“晉商精神”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資源之一，處在深改轉型關鍵時期的各類市場主體，應借鑒晉商的“義利觀”，破除創業“富不過三代”的傳統周期規律；應借鑒晉商的“勞資觀”，創造轉型期勞動與資本共進共創的激勵方法和兼容模式；應借鑒晉商的“財貨觀”，揭示和深化產業鏈競爭的商業倫理和市場邏輯；應借鑒晉商的“家國觀”，激發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使命意識和責任擔當。無人機航拍平遙古城。韋亮攝　　中新社記者：晉商如何打開國際市場？如何看待晉商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貢獻？　　范浩里：國家的發展環境與政策導向、產業的資源配置與轉換效率、商人的戰略眼光與經營才能，是明清時代晉商打開國際市場的三大動因。　　近代學者嚴慎修在《晉商盛衰記》中寫道：“南則江漢之流域，以至桂粵；北則滿洲、內外蒙古，以至俄國莫斯科；東則京津、濟南、徐州；西則寧夏、青海、烏里雅蘇臺等處，幾無不有晉商。”在被稱為“世紀動脈”的萬里茶道上，晉商與陜商、京商、口商及蒙商、俄商、歐美商，共同掀起一場東西文明的大碰撞、大交流與大融合。來源：視覺中國　　以榆次常家為代表的晉商集群一直把市場擴展到俄羅斯的中心腹地，商號開到了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赤塔等地，將萬里茶路又延伸了1300多公里。中俄茶貿交易量也從乾隆年的83萬盧布增至道光年的1240萬盧布。隨著晉商車幫、船幫及駝幫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晉商也為東西方經濟交往、文化交流等作出巨大貢獻。(完)　　受訪者簡介：　　范浩里，1944年生，山西晉中榆次人，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從事晉商文化研究，現任中國未來研究會研究員、山西萬里茶道文旅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山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客座教授，長期研究晉商發展史及其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發表有《晉商制度文化的時代價值與傳承應用》《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的歷史存在鍛造了“萬里茶道”與“晉商精神”》等百余萬字的論文。【編輯:姜雨薇】中新社香港8月31日電香港特區政府31日公布本財政年度前4個月(即截至2022年7月31日)的財務狀況顯示，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儲備為8228億元(港幣，下同)。　　數據還顯示，本財政年度前4個月的整體開支為2507億元，收入為963億元，計入在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下發行的綠色債券所得200億元收入后，錄得1344億元赤字。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截至7月份的赤字主要是由于薪俸稅及利得稅等主要收入均大多在財政年度的后期收取。(完)【編輯:李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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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00种xinbo888体育app官方版下载最新方法(兩會人物)黃梅戲“答卷人”韓再芬：創新是生命　　中新社北京3月9日電題：黃梅戲“答卷人”韓再芬：創新是生命　　作者張強儲瑋瑋　　“對于黃梅戲來說，時代是出卷人，從業者是答卷人，觀眾是閱卷人。做好黃梅戲‘答卷人’，既要創新發展，也要守正傳承。”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安徽再芬黃梅文化藝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韓再芬，最關注的還是黃梅戲的發展。　　黃梅戲是中國五大戲曲劇種之一、中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被譽為“中國最美鄉村音樂”，其代表作《天仙配》《女駙馬》《徽州女人》和《徽州往事》等名揚海內外。　　韓再芬說，創新是黃梅戲的生命，要創新就必須用現代人的審美方式重新構建表達空間。“破圈”發展是黃梅戲創新的重要途徑之一。“黃梅戲靈動質樸，具有強大的包容性，它可以與網絡直播、短視頻等新事物完美嫁接，呈現新的面孔。”　　在2022年安徽春晚的舞臺上，韓再芬和青年歌手陳梓童合作演唱了一曲《青春黃梅》，將《女駙馬》與RAP創新融合在一起，深受網友好評。　　此前，韓再芬將黃梅戲與其他姊妹藝術搭檔，派生出“京黃交響”“黃越版《梁祝》”“黃評版《小城安慶》”等創意作品；將黃梅戲經典劇目《女駙馬》打造成深受年輕人喜愛的國風連載漫畫。　　《2021抖音非遺戲劇數據報告》評選出最受歡迎的中國傳統劇種與劇目，黃梅戲和《女駙馬》均居首位。　　在韓再芬看來，古老的黃梅戲創新發展需要“破圈”，但與新事物融合發展時，要設置高門檻，不能無條件的迎合，要根據黃梅戲劇種的特性，蹚出與時代、與新媒體接軌的新路子。“一定是有品位、有格局、有審美、有溫暖，還要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樣才能走進觀眾的心里。”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韓再芬說：“現在電影院缺少歌舞類的電影，我覺得將戲曲搬上熒幕是非常有意義的，通過現在高科技的手段，用電影的語言，將黃梅戲與電影融合。”　　在線上線下進行創新的同時，韓再芬和“小伙伴們”也專心創作品牌劇目。　　2020年上半年因疫情，中國演藝市場按下暫停鍵，韓再芬選擇暫時性“閉關修煉”，帶領團隊完成黃梅戲《祝福》《金粉世家》等創排。2021年，韓再芬主創的黃梅戲《不朽的驕楊》在中國多地巡演。　　韓再芬介紹，在如今這個多元化時代，戲曲傳播途徑必須多元化。戲曲創作要取材于民，回歸最本質的生活，發揮其時代作用和價值。　　韓再芬說，人才培養是戲曲“守正”中一項持續性的重任。“培養人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十幾年前我們就開始培養一批年輕人，現在他們已經站到臺前，挑起黃梅戲傳承的大梁。我們劇院已形成老中青少四梯隊人才隊伍。”　　近年來，中國各級政府愈發重視對傳統戲曲保障和扶持，采取了戲曲進校園、戲曲進教材等舉措，促進了傳統戲曲的向好發展。韓再芬介紹，“我們正在和本科院校合作，探索培養高水平黃梅戲人才，需要黃梅戲名師走進大學授課。”　　同時，在安慶市政府的支持下，韓再芬還創辦了再芬黃梅公館傳承基地，這里一年要演出兩百多場黃梅戲，已成為安慶市的“文旅會客廳”和培養青年演員的舞臺。　　“我一直告訴青年演員，要堅守初心，守住藝術最本真的東西，真正的好作品還是有市場的。別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戲曲不是生活必需品，觀眾不是必須要喜歡你；也不要一味地抱怨，要反思自己做得怎么樣。”韓再芬坦言。(完)【編輯:黃鈺涵】中新社鄭州8月31日電題：宋代“海洋大國”如何以貿易聯結世界？　　——專訪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純艷　　中新社記者李貴剛　　國學大師陳寅恪緣何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美國學者羅榮邦為何說中國自南宋開始了“崛起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海洋大國的歷程”？中國宋史研究會原副會長、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純艷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闡釋海洋貿易興盛的宋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請介紹一下宋朝海洋貿易概況。　　黃純艷：宋代中國古代海上貿易空前繁榮，這是相對開放的海洋貿易政策、經濟重心南移、商品經濟發展、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進步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有學者把宋代中國比喻為當時亞洲海洋貿易的“發動機”。在宋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各國的共同推動下，亞洲海洋貿易進入新階段，形成南海貿易體系。該體系有穩定的商品結構和市場關系，即中國的手工業品和東南亞、印度洋沿岸地區的資源型商品互補性交換；有穩定的貿易力量，即以中國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為主導，亞洲海洋各國商人共同參與的海商群體；有穩定的市場區域，即以東南亞地區為樞紐，聯系東亞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場區域。可以說宋代中國在當時亞洲海洋貿易中初顯“海洋大國”氣象。　　宋代中國在亞洲海洋貿易中具有數方面優勢：首先是商品結構優勢。“南海Ⅰ號”發掘的近20萬件套商品中有瓷器、鐵器、金銀、銅錢及絲綢等，與宋代史籍記載一致。這些商品海外諸國不能生產，或生產質量遠遜中國。諸國輸入中國的主要是香料、藥材、象牙、珠寶等資源性商品，中國在商品結構中占有更為有利的地位。“南海I號”沉船上的瓷器。中新社記者陳驥旻攝　　其次是技術優勢，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和指南針運用于航海。宋代海船船體大，普遍應用了水密隔艙和多層舷板技術，增強了船舶的強度和抗沉性。北宋后期中國人率先把指南針運用于航海，海船有專司“針盤”、掌握“針路”的“火長”，可以幫助人們全天候進行深海航行，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和效率。宋代商船模型。中新社記者泱波攝　　兩大優勢背后是宋代領先的文明程度和經濟水平。宋代中國是當時亞洲經濟最發達、技術最先進、市場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各國皆樂于與中國開展貿易。東亞諸國不僅積極與中國進行經濟貿易，而且主動學習中國的制度和文化。　　中新社記者：宋錢“國際化”程度發展到了什么水平？　　黃純艷：宋代中國海外貿易的大發展，帶來宋銅錢的大量外流，宋錢逐漸在東亞、東南亞國家廣泛行用，成為當時重要的“國際貨幣”，特別是在除高麗以外的東亞諸國成為最主要的通貨之一。時人說“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　　宋代是中國歷代王朝中鑄錢數量最多的時期，也是銅錢貨幣體系最穩定、最興盛的時期。據學者研究，北宋銅錢鑄造量達到2至3億貫。遼、西夏、金，以及日本、交趾，乃至東南亞諸國都行用銅錢，且推動了周邊諸國仿照宋錢鑄造貨幣。　　宋錢外流和在諸國行用是民間經濟交流的結果，而非官方推動。宋朝鑄幣規模很大，但仍不能滿足本國經濟和財政的需求，始終存在嚴重的“錢荒”，故宋朝嚴禁銅錢出境。而對于進入本國的銅錢，日本、交趾，遼、金、西夏等也均實行許入不許出的禁令。　　宋錢傳播和行用有地區差異。高麗雖有宋錢流入，但未能改變實物交換和使用銀瓶的習慣。在東南亞地區銅錢則處于白銀貨幣的次屬地位，主要在國內市場的小額交易中行用。在印度洋沿岸地區，則無證據證明宋錢作為貨幣行用。　　當時國際貿易主要還是易貨貿易，宋錢也是作為商品在國際貿易中被販易，各國對宋錢許入不許出，這些都使得宋錢尚不能在亞洲國際貿易中作為統一的核算標準或支付手段。所以說，宋錢雖表現出很強的“國際性”，但不具有經濟和政治任何意義上的霸權傾向。宋代錢幣“崇寧重寶”。中新社記者張煒攝　　中新社記者：海商在宋代海外貿易起到哪些積極作用？　　黃純艷：宋代在歷代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允許并鼓勵本國民眾出海貿易，使中國海商第一次大規模進入亞洲海洋市場。從《高麗史》記載中統計到往高麗貿易的、確知人數的宋海商有4665人。日本博多也有相當規模的宋商人居留，他們集中居住地被稱為“宋人町”“唐坊”。東南亞地區的宋商人則更多，也有居留不回者，“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　　中國海商成了亞洲海洋貿易中與阿拉伯商人并駕齊驅的主導力量，在中外交流以及亞洲各國交流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是經濟交流，日本、高麗與宋朝的貿易，主要力量是中國海商；在東南亞，宋朝商船入港便會掀起貿易高潮，“蠻賈叢至，隨簸籬搬取物貨而去”。中國海商還將從南海販運來的商品轉銷到日本、高麗，將南海和東亞海域整合到一個貿易體系中。　　其次，文明傳播上，宋代中國不僅經濟繁榮，而且制度成熟，文化昌明，被東亞諸國視為學習榜樣。高麗、交趾等國積極吸納宋朝文明中的文官政治、科舉制度、州縣學等諸多方面的新變化，完善本國制度；海商也從高麗、日本將多種宋朝已佚的“先秦古書”等經史書籍及其本國書籍傳入中國，如日僧奝然帶來其國《職員令》、《王年代記》各一卷，宋商周文德帶來日僧源信所著《往生要集》等。海外諸國商人還將伊斯蘭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多種宗教信仰帶到中國。泉州清凈寺創建于公元1009年，公元1309年由伊朗艾哈默德重修，仿照敘利亞大馬士革伊斯蘭教禮拜堂的形式建造，是海商文明傳播的見證。中新社記者王東明攝　　再次，官方使命傳達。宋朝與諸國官方常常利用商人傳達使命。宋神宗即位后想重新開啟中斷了40余年的宋、麗官方交往，就是通過福建商人黃真等向高麗傳達意圖而促成的。宋朝與諸國通好有利于商業貿易，商人樂于積極在兩國官方傳達信息，甚至每“知朝廷遣使，爭謀以輕舟馳報”。　　中新社記者：宋代海外貿易包容開放，對當今有何啟示？　　黃純艷：宋代海上貿易政策相對開放，不僅歡迎外國商人來華，而且鼓勵本國民眾出海貿易，在中原王朝海洋政策演變中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這給本國和亞洲海洋貿易帶來了巨大變化，其中的歷史經驗于今仍具有重要啟示。　　只有開放，才能更好地認識海洋，認識世界，融入世界。宋代中國人的海洋實踐空前發展，帶來海洋知識和觀念的巨大更新發展。宋代仍延續著基于想象的“九州-四海”的海洋觀念，但海洋實踐建構了不同的知識觀念，宋人已經對東亞、東南亞乃至印度洋沿岸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方位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對海上諸國的物產、市場、風俗等有了明晰的了解，增進了不同信仰、不同習俗、不同制度間的人類互利交融的多元觀念。而中國海商參與推動的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的進步更是成為海洋各國共同的財富。數量空前的中國人經商或留居于海外各國，中國港口也聚居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信仰的外國人。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中新社記者劉新攝　　宋代的海洋經驗也說明，實行開放的海洋政策有利于孕育推動社會經濟進步的新因素和新觀念。宋代的濱海地區已經逐漸生成向海取利的生計方式，一些濱海地區逐步形成了工商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人們的習俗、觀念和信仰也隨著生計方式改變而變化，衍生出豐富多樣的海洋信仰和日益興盛的商業觀念和營利意識，發展出獨資、合資、雇傭、租借艙位等多樣的經營方式。這些新的生計、習俗和觀念，成為地域文化的有機構成，形成歷史新潮流。　　積極開放的海洋政策使宋代中國和海洋各國互惠共利。宋代開放的海洋貿易政策，使宋朝與海上諸國300余年總體上保持了穩定的貿易關系。宋代亞洲海洋貿易發展所催生的互利共贏理念和貿易機制，為此后亞洲海洋貿易的持續發展，日益繁榮奠定了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黃純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原副會長、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宋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海洋史，著有《宋代東亞秩序與海上絲路研究》《造船業視域下的宋代社會》《宋代朝貢體系研究》《宋代財政史》《唐宋政治經濟史論稿》等。【編輯:劉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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